在南非Succulent Karoo半干旱地区,包括北开普省、西开普省和东开普省在内的国家及私有保护区内,多肉植物非法采挖问题日益严重。2019年至2024年5月期间,南非执法部门已查获超过160万株、涵盖650余种多肉植物。这一现象主要源于美洲、欧洲和亚洲市场对观赏性多肉植物的持续需求,导致非法采挖和贸易活动猖獗。此类非法活动不仅严重破坏了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过度开发了南非特有的自然资源,还驱使部分当地居民为经济利益参与犯罪活动。

为制定有效的执法策略和行动方案,TRAFFIC对参与非法多肉植物贸易的人员、涉及物种、发生地和时间、方式以及动机等因素进行了系统分析,并对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进行了全面梳理。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多个关键难点,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解决方案和目标群体干预建议,以期为遏制这一非法贸易活动提供科学依据。

物种与价格趋势

研究通过对TRAFFIC于1998年发布的多肉植物物种名录数据集与2023年发布的多肉植物物种价格数据集进行比较,分析了多肉植物贸易中涉及的物种、价格及其濒危等级等信息。分析发现,1998年数据集中记录的贸易物种中有相当一部分在2023年数据集中仍然存在,显示出这些物种在25年间持续受到市场关注。此外,在捷克、德国、荷兰、英国、美国及南非的数据中,各物种的平均价格自1998年至2023年间均有上涨。分析还指出,尚未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评估或未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的多肉植物物种,其平均价格显著低于已被列入附录的物种。这可能是由于物种被列入附录后导致其价值增加,或者本身具有高价值的物种更可能因过度开发而被列入CITES附录。

贸易参与者

根据受访者提供的详细信息,非法多肉植物供应链呈现出复杂的层级结构,涉及多个专业化角色。供应链上游主要由非法采集分子构成,他们负责在野外直接采集多肉植物;中游包括中间商和出口商,负责收集、运输和初步加工;而供应链下游则由组织者、犯罪团伙头目和资金提供方等核心成员操控,他们负责整个非法贸易网络的运营和资金流转。

在消费端,受访者指出存在两类主要消费群体:一类是缺乏相关法律意识和生态保护知识的普通网络买家,他们往往在不了解购买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参与交易;另一类则是专业收藏者,他们刻意追求稀有、新奇或“原生”野生标本,对非法贸易形成了特定需求。虽然大部分消费需求集中在美国、欧洲和亚洲等国际市场,但受访者也提到南非本地存在一定规模的消费群体,不过其需求量与国际市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这一供需结构分析为理解非法多肉植物贸易的驱动机制提供了重要参考。

贸易物种

当受访者被问及哪些多肉植物物种被非法贸易时,被提及最多的是矮生多肉植物。此外,有人指出,近年来块茎植物、白化/缀化品种、特定的球茎类植物及其他观赏植物的市场追捧程度有所增加。苗圃经营者表示,导致价格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涉及诸多方面,包括植物的尺寸、成熟期、物种、变种、特殊变种、颜色形态、稀缺性以及市场价格等。

贸易地点

对于非法贸易,大多数非法采集的多肉植物源于南非东开普省、西开普省和北开普省的保护区以外的范围,以及纳米比亚和马达加斯加等南部非洲国家。此外,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马拉维被认为是南非和纳米比亚非法多肉植物贸易的中转国。这些遭非法采集的多肉植物主要运往亚洲地区(以中国、韩国和日本为主)、欧洲多个市场(包括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荷兰、捷克、匈牙利和英国),以及美国和沙特阿拉伯。

基于对CITES贸易数据库1995-2021年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南非受保护多肉植物的合法贸易呈现出显著的地域集中性和来源特征。从贸易商品的来源构成来看,野外采集来源占比55%,人工培植来源占44%,显示出野生资源在合法贸易中仍占据主导地位。

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长达26年的贸易周期中,比利时、德国和美国三个主要进口市场占据了南非受保护多肉植物合法直接进口活体贸易总量的85%以上,这一数据凸显了国际多肉植物贸易的高度集中性。这种集中化趋势可能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包括这些国家成熟的园艺市场、完善的物流体系以及稳定的消费群体等。研究结果为进一步规范多肉植物国际贸易、平衡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

贸易运作

研究显示,南非本地居民参与非法多肉植物采集活动的动因具有复杂性。虽然部分受访者认为经济困境是主要驱动因素,将其视为一种机会主义行为,但深入分析表明,这一非法活动已发展出高度组织化的运作模式。

非法采集分子表现出显著的专业化特征:他们不仅对目标区域具有深入了解,能够精确定位特定采集地点,还建立了成熟的物流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与主要运输通道相比,沿海公路因其相对隐蔽性而被更频繁地使用。在运输环节之后,非法采集的植物会被运送到专门设立的仓库或集散中心,在那里进行系统的分类、整理、包装等工序,最终通过非法渠道出口。这种高度组织化的运作模式表明,非法多肉植物贸易已超越了简单的个体机会主义行为,发展成为具有明确分工和专业特征的犯罪网络。

这些被非法采集的多肉植物通常会用棉布或卫生纸/面巾纸包裹以保护其完整性,之后在藏匿于箱中。过去,这些植物曾被伪装成玩具、干果、装饰品或家用物品进行运输。打包好的植物通常经由邮政或私人快递公司出口。整个供应链中的支付方式包括现金、电子银行转账、礼品卡甚至毒品。

受访者还提到,多肉植物的非法贸易与诸多其他非法商品存在交集,包括鲍鱼、犀牛角、象牙、爬行动物等。

贸易时间节点

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非多肉植物的市场需求持续存在,但两个关键历史节点显著推动了需求的增长。首先是2015-2016年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严重干旱时期,这一气候事件直接刺激了南非国内对多肉植物的需求激增。由于多肉植物具有耐旱、需水量低的特性,使其成为干旱条件下家庭园艺的理想选择,这一特殊时期的生态压力意外推动了多肉植物的普及。

第二个关键节点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全球暴发。这场公共卫生危机不仅改变了消费模式,还导致了多肉植物贸易供应链的结构性调整。疫情期间,供应链各环节参与者的角色和互动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可能对多肉植物贸易的长期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两个历史事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外部环境变化对多肉植物市场需求和贸易模式的深刻影响。

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捷克共和国的买方会亲自前往南非采集多肉植物并走私回国。而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由于封锁限制,这些人转而雇佣本地人代为非法采集多肉植物。据称,这种方式在新冠疫情封锁解除后仍然持续。之后的几年里,南非多肉植物的查获量急剧增加。

贸易动机

受访者指出,经济原因是参与非法多肉植物贸易的最大驱动因素。这是因为许多多肉植物易于采集,且采集活动可在短时间内完成,并能带来可观的利润。根据受访者的说法,多肉植物主要因观赏用途而在亚洲和欧洲国家受到消费群体的青睐,稀有的多肉植物更被视为一种身份象征。

此外,居住在空间有限的小型公寓中的消费群体也倾向于选择便于携带、经久、寿命长且易于打理的“天然装饰”,以提升居住环境的美观度,这也进一步推动了多肉植物的需求。

保护成效

过去五年间,南非在保护多肉植物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这些进展包括通过省级和国家立法、法院判决、“应对南非多肉植物非法贸易的国家响应战略与行动计划(National Response Strategy and Action Plan to Address the Illegal Trade in South African Succulent Flora)”的制定与实施,以及相关国际条约的履约。其中,17个物种及整个肉锥花属(Conophytum)被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附录III,进一步加强了对多肉植物的保护。

结论和建议

本研究识别出多个关键难点,这些挑战对打击多肉植物走私的执法工作构成显著障碍,同时对建立合法且可持续的多肉植物贸易体系造成负面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南非当地居民难以从合法贸易中获得应有收益,反而可能因经济压力被迫参与非法活动。此外,国际市场需求与本地生态保护之间的平衡、以及替代生计的培育等问题,都是实现多肉植物贸易可持续发展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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