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点
· 起源
一种名为SARS-CoV-2的新型冠状病毒已经引发了一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安全问题，人们感染了这种被称为COVID-19的新型疾病，生命受到严重威胁，甚至致命。 尽管导致COVID-19的新冠病毒来源目前还未得到证实，但与野生动物贸易似乎有很大的联系。
· 物种与野生动物贸易
两个关键因素，分别是成为人类疾病最大风险来源的动物物种是“什么”，以及“何处”疾病传播的风险最高。
在主要国家和地区紧急禁止出售和消费野生动物是一种明智的应对措施，但长期举措需要基于明确的风险指标和方案设计。
· 响应和解决方案更好地了解COVID-19暴发的具体起因，并深入探讨人畜共患疾病风险和管理战略等更广泛的问题，将有助于制定适当的短期和长期解决方案。
在野生动物贸易专家、人畜共患疾病领域的专家，以及在畜牧兽医、医疗卫生、食品安全等相关领域的监管机构和政府间组织之间开展对话显得很有必要。
介绍
随着全球范围内COVID-19病例、相关的人类死亡率和社会经济不确定性迅速上升，此时此刻，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来集中精力并立即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因感染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不断在增加，人们的日常生活变得支离破碎，大批企业相继倒闭，家庭和社区居民正在经受困苦，何时这种情况才会开始好转仍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或许这可能会成为某种新常态。
除了大多数机构和企业面临的业务及财政挑战之外，COVID-19危机对野生动物和涉及该领域的机构组织尤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有些机构研究认为，传播渠道可能是蝙蝠通过穿山甲传播给人类。即使这种传播链的假设在未来的研究中可能被纠正，COVID-19的暴发已经引起了人们对近几十年来逐渐增多的源于野生动物的人类疾病的强烈关注。在这些例子中，许多迹象表明，疾病传播与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有关。
鉴于COVID-19起源的初步风险假设，中国出台了限制野生动物贸易和消费的紧急措施，其他国家和地区也正在考虑采取类似的紧急应对措施。在撰写本文时，鉴于COVID-19病毒仍在迅速蔓延，许多组织和公众呼吁对野生动物贸易实行严格的永久性禁令，以减少对人类健康的威胁。本文的目的是深入了解野生动物贸易与人畜共患疾病之间的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考虑对未来野生动物贸易政策的影响和长期的补救措施。
人类疾病和动物之间有什么联系?
大量的证据显示 由细菌、病毒、真菌或寄生虫引起的感染性疾病，存在从非人类动物（通常是脊椎动物）传播到人类的“人畜共患病”的风险和影响。
人畜共患疾病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埃博拉病毒疾病、禽流感和登革热。世界卫生组织（WHO）网站列出了30多种人们关注的主要人畜共患疾病（和疾病群）。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说，每四种人体内新发或正在出现的传染病中有三种来自于动物。这些疾病与一系列作为传播源、宿主和/或传播媒介的养殖和/或野生的动物有关。
野生动物贸易和人类疾病之间有什么联系?
在这种情况下，野生动物贸易带来了很高的风险，因为它涉及到野生动物个体离开原有的自然活动范围，而该区域的人类因长久以来的接触可能致使某种程度的免疫力增强。据此定义，这种贸易使野生动物活体及其制品与从事商业和消费/使用的人密切接触，无论是出于食用、宠物、药用或是其他目的。这还通常导致不同来源的物种，包括野生和驯化、圈养或放养，在运输途中和市场内相互接近，大大促进了个体间、物种间和野生动物与人类间的传播。
这是个新出现的问题吗?
这种风险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近几十年来，人类和动物健康领域的专家们经常注意到相关议题。随着野生动物贸易规模和数量的日益增长，在全球化世界经济的日趋紧密的背景下，危险的人畜共患疾病的例子日益增多，人们对此越发关注。
虽然在一些国家，它在卫生和动物健康方面的国家措施中是一个特别关切问题（例如欧盟的野生鸟类进口禁令），但迄今为止，尚未成为应对野生物贸易挑战的国际政策重点，而是往往集中于过度野外获取对野生动物保护造成的影响。不过也有例外，如将养护和卫生管控纳入海洋鱼类贸易管制。
野生物贸易的哪些方面存在最大的健康风险?
尽管在这个问题上还有许多未知因素，但有两个主要因素需要考虑。第一个因素是“什么”物种最有可能成为人类疾病的源头，以及这种传播最可能以何种形式（如作为肉类、动物活体或身体部分和制品）发生。许多与人畜共患疾病相关的贸易物种的典例为陆生哺乳动物和鸟类，但其他脊椎动物和无脊椎动物也可能出现类似的风险（与家畜贸易相关的蜱传疾病就是一个例子）。此外，众所周知，肉毒杆菌病和沙门氏菌病等疾病与海洋和淡水生物贸易有关，还有一系列病原体与野生植物有关。至少对陆生动物来说，因为病原体是通过与体液、排泄物接触或直接食用的方式传播的，所以活体和肉类可能是疾病传播的最大风险，但身体部分或制品也可能存在类似的风险。
第二个因素是“何处”疾病传播的风险特别高。贯穿整个贸易链中各个方面都需要重点关注，从猎捕者处理动物，到贸易集中处、运输枢纽和运输车辆，再到人与不同物种可能有密切接触的终端市场。
这种担忧是否应延伸到人工养殖野生动物贸易?
很大一部分的野生动物贸易并不是直接来源于野生种群，而是人工圈养种群。在疾病传播方面，野生动物养殖场在一定程度上可通过控制卫生条件，以减少风险。一些养殖场的位置也可能处于更靠近终端市场的地方，这可能有助于减少运输链中的疾病接触风险。然而，在许多其他方面，养殖野生动物的贸易和消费所带来的疾病风险与野生来源的贸易有许多共同之处。像市场一样，这样的养殖场是人类和野生动物频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密切接触的关键地点。卫生控制措施在野生动物繁殖场并不总是理想的，补充其他野生来源的个体可能是生产系统的一部分，在贸易路线和市场层面接触（动物对动物或动物对人）仍存在巨大风险，不论其真实来源是野生的还是养殖的。
目前的野生动物贸易法规是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
在过去的五十年中，联合国和各国政府颁布了大量的国际、国家和地方立法，旨在规范野生动物贸易。《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处理与野生物贸易有关保护问题的国际合作主要工具。CITES和大多数国家野生动物贸易立法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因过度开发野生物资源而产生的问题，同时对运输过程中动物活体的福利等相关问题给予一定的关注。对于一些地区和国家的野生动物贸易法律，也要注意引入外来物种所带来的入侵风险。实施与执行以保护为导向的法规难以一致，往往由于资源不足，政府并未做优先考量。
许多国家在动物卫生保护方面也有重要的立法规定，包括通过贸易限制、检疫要求和市场卫生检查制度来减少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然而，这些规定通常是为了应对养殖动物的贸易和消费，这些动物的数量和价值相比较野生的动物要大上几个数量级。因此，此类规定很少针对野生动物贸易的具体动态和风险进行调整。当然，也有例外，特别是在海洋物种贸易，以及特定风险方面，如为保护家禽种群免受特定疾病而对野生鸟类实施的检疫控制。与其它监管体系一样，生态保护管理制度的薄弱之处被非法活动者所利用。有时，在贸易链条上的监管也并不一致，比如非法进口的动物或制品一旦越过边境管制，就有机会进入合法贸易链。
非法贸易有什么特别的风险?
野生动物贸易关于健康风险的评论通常会着重强调非法贸易和贩运。但是，在合法的贸易流动链里，即使拥有高度结构化的监管系统，动物传播疾病给人类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如上所述，主要的风险因素是什么被交易了、可能在何处发生传播以及是否采取了充分的预防措施。由于大多数野生动物贸易法规不侧重于预防疾病传播，大多数的动物卫生法律也不侧重于野生动物贸易（当然也有例外），因此在合法贸易体系中存在着非常重大的未管理的风险。但这并不是说非法活动不会带来额外的风险。糟糕的运输条件、在管制市场和零售点以外逃避检疫管制(非法进口或黑市贸易)，这肯定会增加人们的担忧。然而，从疾病的角度来看，决定风险水平的不仅仅是遵守或不遵守野生动物的立法这么简单。
流行性疾病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有什么影响?
现在要正确判断COVID-19是如何影响野生动物贸易流动和路线、如何影响减少过度开发，以及如何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继续支持可持续贸易带来的好处，进而判断采取相关措施的有效性还为时过早。当前运输便利的重大变化、人员流动的限制、关闭非必要业务等都很可能影响到许多野生动物贸易供应链。消费者的消费需求下降可能会削弱对高价值“奢侈品”的需求，而经济困难会减少对某些产品的消费，本能地转向“购买本地和熟悉的产品”，而不是更多的海外采购。与此同时，就像经济的其他领域一样，毫无疑问，市场正在进行调整——进一步转向线上市场，或更多地认为收购一些耐用性产品是比炒股更安全的投资方式。当前在亚洲乃至全球范围内的传统医学实践中，很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使用野生植物和动物成份作为正式处方或非正式推荐的治疗COVID-19疾病的药物，以及作为“加强免疫系统”的滋补品。类似的压力可能会出现在非洲当地的传统医疗系统中。野生捕获的海洋物种被用作其他蛋白质来源的替代品，也可能会增加消费，尽管至少目前还没有声称与其国内肉类生产有关。在未来的几个月或几年里，生产和消费模式以及政府干预的优先次序和重点可能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可能会对未来的野生动物贸易趋势以及相关的保护影响和激励措施产生重大影响。追踪这些变化并相应地调整以保护为驱动力的干预措施将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哪些保护议题与这场危机有关?
人们对包括保护在内更广泛的环境问题与人畜共患疾病的风险增加提出了合理的担忧。这些因素包括生态系统的恶化、污染和一系列其他造成环境损害的因素。由于这场疫病的传播，影响这些担忧和应对担忧的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态可能发生重大变化。此外，对这一流行病的关注可能导致人们对蛋白质来源的偏好或获取方式的改变，从而导致生产和贸易模式的替代和改变，对野生动物保护产生负面或正面影响。就当前更广泛的保护影响而言，COVID-19危机对以野生动物旅游业作为直接或间接保护资金重要来源的国家的财政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展望未来，可能会对生态保护激励产生额外的负面影响，或者更糟的是，人们可能会故意去伤害被认为有疾病传播风险的野生物种。已经有至少一家媒体报道了因担忧蝙蝠物种在人畜共患疾病传播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针对蝙蝠类群动物开展“报复性”攻击。如果野生动物养殖的经济崩溃，也可能会引发某些保护问题出现，例如将不再需要的动物野放到非原生环境中。
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减少与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健康风险?
考虑到全球野生动物和产品的贸易和消费量非常大（包括美洲的鹿和其他龙虾的巨大的消费量），动物传染病的传播似乎属于低概率/高潜在影响类别，对风险管理政策许多领域提出了挑战。COVID-19很可能会大大改变对风险的看法。政策应对可从普遍的预防性规避风险转向更具体的集中风险管理措施。
“禁止野生动物贸易”是当前流行的口号。不可否认，作为一种预防性对策，作出一些相应调整（目前看来野生植物贸易和海洋渔业物种可能被排除在外）是应对当前情况的合理措施。在没有证据得以缩小目标物种范围和制品的情况下，中国采取的应急政策即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很可能是当下最佳的方案。然而，执行这种政策变革同样面临巨大的现实挑战。许多国家没有立法规定来迅速颁布这种禁令，而政府无疑将面临一些受影响的私营企业利益和（潜在的）消费者的强烈反对。还有一个重大风险是，这种禁令的执行可能会因为非法行为的存在而削弱，从而加剧那些难以关闭的非法市场（包括线上市场）所进行的潜在高风险贸易。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对这类市场的监管压力往往会将它们推入更深的“地下”，从而增加执法工作的挑战和成本。
对不同贸易政策之间的经济和社会代价的平衡的考虑也是十分重要的。一些野生动物贸易链给人们带来了重大的经济和其他生计方面的好处，可以在支持积极的生态保护激励方面发挥作用。在目前COVID-19所造成的巨大经济和社会危害的情况下，这些措施的意义似乎很有限，但在考虑预防性贸易措施的成本和利益时不应忽视这些措施。同样重要的是，这不仅仅是中国和周边市场的贸易与消费问题，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野生动物被食用，从欧洲的马鹿和野猪到非洲的蔗鼠和各种有蹄类动物。同样，世界范围内也存在着种类繁多、数量巨大的动物活体、皮毛、身体部分以及各种野生物种制品的贸易。
无论是作为一项即时或长期的政策而言，许多国家政府除了全面禁止的选择之外，还要考虑设计更具体的风险管理措施。这些措施可能包括：有针对性地禁止特定物种和其身体部分/制品的贸易和消费；在国际边界实施更严格的卫生检验检疫管制；关闭高风险的市场，例如野生动物肉类销售点；或禁止同一市场内同时销售野外来源的和人工养殖的野生动物。任何此类措施的考虑所面临的主要挑战可能是风险决策证据基础到底有多强或多弱。这些措施也可能需要新的立法，且同样面临新政策的执行效力可能因非法活动和管理不善而受到影响。
在作出这种选择时的另一个考虑是，任何个别国家的行动都可能因其与其他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不一致而受到影响。这是CITES最初在物种保护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直至今日，该公约仍在协调和执行野生动物贸易的监管措施提供一个普遍接受的方案而努力。如果要对野生动物贸易带来的疾病风险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很可能需要在世界卫生组织(WHO)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等机构的支持下制定一项新的国际协议。
最后，从这篇文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应对与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的保护挑战与疾病风险的明智方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会相互矛盾。这是一个悖论，需要在未来几个月里谨慎处理。
还需要填补哪些知识空白?
能更好地了解COVID-19的具体起源，并深入探讨人畜共患病风险和管理战略等更广泛的问题，就能加强制定适当的短期和长期解决方案。以下是知识空白补充清单，希望能通过相关领域专家间探讨来确定其他关键的研究领域。
特别针对COVID-19疫情传统的暴发:
– 就涉及的动物种类和发生传播的地点而言，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途径是什么？- 在传播地区是否有任何病毒控制措施？如果有的话，为什么没能成功预防？- 野生植物（或动物）物种的贸易和消费水平是否会因为用于COVID-19治疗或预防性卫生保健的药物使用而发生变化？
与野生动物贸易有关的人畜共患病的更广泛风险:
– 对于野生动物贸易而言，当前预防人畜共患疾病的措施明显不足吗？- 是否有特定的野生动物物种（或物种群）存在未来传播新的人畜共患疾病的高风险?- 动物传染病毒暴发的预测模型的有效性如何？在未来如何改进？- 对于那些被认为是人畜共患病的重要危险来源、宿主或携带者的物种，传播问题是否只与动物活体有关，还是也与特定的身体部分和制品有关？- 在贸易链和市场上，哪种疾病预防措施最有效？- 在公众接触到更多潜在相关疾病风险的情况下，野生动物消费模式将如何变化？
关于调整受保护驱动的野生动物贸易措施的潜在需要:
– 野生动物贸易的流动和路线以及相关的需求和消费模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是否有证据表明，当前制定应对措施的优先次序应进行调整——例如，更多的重点放在基于互联网的线上市场，或新兴的贸易和消费模式的地点、物种或贸易领域?
填补这些知识空白以及制定适当的未来应对政策，显然需要在野生动物贸易专家、人畜共患疾病领域专家和管理部门，在人类和兽医卫生部门以及食品安全等相关领域工作的政府间组织之间进行对话并建立新的伙伴关系。为了制定针对健康风险管理的任何有针对性的贸易禁令（包括上述强调的一些问题），与这些领域主要的研究人员进行沟通至关重要。
对于已经专注于野生物贸易（如TRAFFIC）的组织来说，有必要在现有的专业领域动员行动：市场监测；制定和协调基于市场的解决方案（包括可追溯系统）；支持执行与执法的能力建设；制定消费者行为改变的传播信息；以及贸易影响评估。虽然野生动物贸易行动的“工具箱”（技术手段和解决方案）很大程度上是从生态保护的角度出发，但也直接适用于人畜共患疾病的问题。
作者：Steven Broad，TRAFFIC全球执行董事
